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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翻地覆六十年(孟凡生回忆录38)我的祖母2017-12-17 16:45:27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天翻地覆六十年(孟凡生回忆录38)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第三章    我家的身世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第八节  我的祖母
      我的祖母(奶奶)孟绳氏1905年出生于蓟县东赵各庄乡新河口村的贫苦农民家庭,1923年(19虚岁)嫁给我祖父——15虚岁的孟宪成(1909——1929),1925年(21虚岁)生下我父亲孟庆云,1928年(24虚岁)生下我二叔孟庆华,1929年6月(25虚岁)生下我姑姑孟书珍。
      就在1929年冬天闲着没活干的时候,我祖父孟宪成被人引诱参加赌博,欠下在赌场借的高利贷无力偿还。债权人找上门来,要我曾祖父孟昭信卖地还债,孟昭信不答应,并且严责孟宪成。同时,我祖母也埋怨我祖父,造成孟宪成精神崩溃,在自家菜园大井内投井自杀,我祖母孟绳氏成了守着三个孩子的“小寡妇”。
        那年代已是****了,从法律上也是允许年轻的寡妇改嫁的。但是,由于传统道德的影响,小寡妇改嫁还是受人歧视的。因为封建社会里是提倡寡妇守节,官府还要给那些教子有方的寡妇立贞节牌坊的,西南隅老王家就有一座贞节牌坊。辛亥革命以后,这种封建道德观念还是有很大影响的。据说我曾祖父孟昭信也不算太守旧,曾表示同意我祖母改嫁。
      但是那年代的寡妇改嫁是不能带着孩子走的,因为那年代是大男子主义,娶媳妇是为了家庭延续传宗接代,取来的媳妇都要改为婆家的姓氏,那时社会认为孩子是父亲家族的骨血,年轻寡妇不论是因为被休弃还是丧夫而改嫁,不仅不能带走婆家的财产,连自己生的孩子都要给婆家留下,由婆家抚养成人,继承婆家的香火。而且,那时带着孩子也嫁不出去,对于外姓血统的孩子对方家庭也不接受。不过,如果婆家没有其他人了,只剩下丧夫的寡妇和未成年小孩子,也允许“招夫养子”,被招来的丈夫一般都是穷光棍,到这家来给人家母子们当长工,原来的孩子不能改姓,成年以后儿子要执掌家业,而被招来的丈夫则和取来的小妾似的,在家庭中没有地位。
      我祖父自杀后,家里还有很多人一起生活,还是由我曾祖父当家,当然不会让我祖母“招夫养子”了。所以,如果我祖母改嫁,只能把孩子交给我曾祖母抚养。出于对三个孩子的感情,我祖母就没有改嫁。好在那时都是大家庭一起过日子,三世同堂、四世同堂、甚至五世同堂的大家庭是常见的。
我爷爷自杀时,我二爷孟宪增还未结婚,一切家务都是我太爷孟昭信操持的。我爷爷死后,大家庭里只是少了一个男劳力,过日子的事不用我奶奶操心。后来我二爷孟宪增结婚了,也和父母一起过。我奶奶仍然是和公婆(孟昭信夫妇)、小叔小婶(孟宪增夫妇、孟宪奎)小姑(孟宪晨、孟宪春)一起过日子,不必到城外的农田里去干活,只是在自家园田里干农活和家务活。
      1942年冬我曾祖父孟昭信病故,这时全家还有十一口人,我曾祖母孟贾氏无力维持这个大家庭的日常开支,为调动晚辈们操持家务的积极性,于是就“权力下放”——分家单过了。
      我爷爷那辈是弟兄三个,土地和房屋就按三股均分,每家五六亩旱地,一亩多水田,一亩多园田,一层(三间)厢房(草房)。我曾祖母孟贾氏和养女——即孟宪奎的未婚妻二人代表孟宪奎占一股,居住在孟家西院的东厢房,这也算分给孟宪奎的那份家产。我奶奶孟绳氏、我父亲孟庆云、我母亲孟刘氏、我二叔孟庆华、姑姑孟淑珍五口人占一股,居住在西院的西厢房。我二爷孟宪增、二奶奶孟赵氏、三叔孟庆余、老叔孟庆雨四口人占一股,居住在西院西侧南小院的西厢房。(这时孟宪奎已参军,孟宪晨、孟宪春已出嫁)。
      大家庭体后,我奶奶又成了我们这支小家庭的一家之主,家里家外旱地水田都需她料理。我二叔孟庆华在西大街杨家铁匠铺学徒,三年学徒期,只管吃住不给工钱。地里的农活主要是我父亲和我母亲负责,我奶奶和我姑姑孟淑珍也要干些农活。1944年16岁的姑姑孟淑珍出嫁,嫁给了城东仓上屯尹克昌,给自己的表姑当了儿媳妇。
      1945年日本投降后,我父亲孟庆云在村里当干部,把被日本队部征用作马厩的东院要了回来。这时我二叔孟庆华学徒期满,铁匠铺除负责吃住外,每月可挣三块大洋钱的工资,略可补充家用,同时也该结婚需要房子了。我奶奶就给我曾祖母点钱,把东院要过来了,全家又搬到东院的三间正房(草房)去住(东院是1942年分家之外的房产)。
      1946年春,蓟县第一次土地改革时,我们家也在城南分了几亩地,秋天收了玉米和杂豆,又种上小麦。1946年9月顽军进攻,占据了蓟县城,我父亲孟庆云和其他村干部转移到乡下,后来调到区里工作,脱离了农业生产。家里干活的只剩下我奶奶和我母亲婆媳二人。1947年春,国民党县政府帮着蓟县城里的地主富农反攻倒算,我家分的那几亩地麦子白种了,又把地给地主家退回去了。1947年6月,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北京去了,蓟县城里得到第二次解放。就在这一年,我二叔孟庆华结婚了。
蓟县城二次解放后,又搞土地改革,进行土地平分,西南隅的土地人均数量是三亩。我家本来是贫农,虽然有几亩土地,但未达到村里的平均数,应该再分几亩土地。由于头次土改分的几亩地种好麦子都给人家退回去了,二次土改我奶奶说什么也不敢要了。我们的当家子孟昭瑞和孟昭凤家,都分了土地,还搬进财主家的砖瓦房去住。我家住的都是茅草房。我们胡同的南陈家(定为中农成分)是富裕人家,住的是两进三层(三层房组成两个四合院的布局)大瓦房,哥几个分家后,后层房的主人跑北京去了,成为无主房产。我家如果搬进这个院去住最方便了,但是我奶奶不敢要。结果南城根的李坤胆大,就搬进去住了。二次土改时我父亲已调到马伸桥(二区)区政府工作,劝我奶奶要房子要地,被我奶奶斥责了一顿,她说:“顽军来了你们一跑了事,不管家人死活,闹的我们担惊受怕。这回顽军走了,谁知还来不来呀,我们还想过消停日子呢。”(注1)结果,虽然经过了全国解放和土地改革,我家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变,那时像我奶奶这样的人不在少数。
      1948年农历二月,我出生了,同年农历九月,我堂弟孟繁荣出生了。向这些聘闺女、娶媳妇、生孩子、伺候月子人(产妇)等比较大的家务事,都需要我奶奶来操持,多么辛苦可想而知。
      正由于家境困苦,家务繁重,我奶奶一个家庭妇女辛苦操劳,加上吃糠咽菜营养不良,终于积劳成疾,得了“痨病(据说就是现在的肺结核),常年咳嗽,喘不上气来,在48虚岁(1952年)就离开人世。纵观我奶奶的一生,可以说只是受苦受累,没有享过清福,的确是个苦命人。
      我和奶奶一起生活的那几年,是在林家胡同的孟家老宅,也就是路东那层正房(三间草房)里。我印象中的奶奶是个病人,她脸色苍白,身体虚弱,每天半躺半坐的在西屋炕上呆着,身边放着一个痰罐子(与茶杯大小相同无柄有盖的小瓷罐)。咳嗽吐痰时她就一手握着小瓷罐,一手揭开盖子往里吐,之后再把盖子扣上,放在炕上或者窗台上。冬天,她穿的一身棉衣外面还要在套一件大棉袄。那时的大棉袄就类似现在的棉大衣,但样式是老传统式的斜大襟(扣子在右肩膀下面,布嘎嗒扣)。领子和棉衣小领子相同,不像棉大衣是胸前开襟和大栽绒领子。因为屋里冷,奶奶又不大活动,所以穿的多些,中午暖和点了,她就把大棉袄脱下来披在身上。那年头蓟县城里还没有生煤火炉的,富裕人家用铜制的炭火盆取暖,里边放置木炭,既不冒烟又散热快。穷人家用的是黄胶泥做的“火盆”取暖,散热效果差些。而且烧不起木炭,都是在火盆里边放置“棒子骨头”(玉米骨),外面蒙上一层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玉米骨或玉米秸的火炭,让上面的慢慢的引燃下面的玉米骨。由于外表蒙盖一层炭灰,里面的玉米骨不能快速燃烧,不会产生火苗,只是一点点燃烧放热并冒出一丝丝青烟。不过那时的屋子密封度差,也不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。我家的“火盆”就放在奶奶身边,她有时身子向前倾斜一会,伸出一双干瘦的手在盆上烤手。过了一会,还是向后仰坐在“被窝卷”旁边。
      吃饭时奶奶也不和我们一起吃,因为她吃“白斋”,就是没有盐的饭菜,即便熬菜和菜馅也不放盐,吃时放些醋,据说这种“白斋”可以避免咳嗽喘。大概对这种老年性哮喘的常见病,没人当回事的缘故,我奶奶平时不吃药,也可能是没钱买药吃。
      那时家里除奶奶外,经常是我和母亲在家,我二叔孟庆华在马伸桥铁匠炉做工,给人家打铁。只在过年过节才回家,我二婶带着我堂弟和我奶奶住西屋,但是她经常带着孩子住娘家。同时我姑姑孟书珍也经常住娘家,她回来时就和我奶奶一起住在西屋。我和母亲平时住在东屋。过年过节时我二叔二婶回来,我和母亲就到西屋和我奶奶一起住,二叔他们三口住东屋。按说蓟县的习惯应该是长辈住东屋,不知什么原因,我奶奶一直是住西屋的。
      在我的印象中,奶奶是慈祥和善的。虽然她因为有病,没有抱过我——我在婴儿时期也许抱过,我没记忆。反正从我记事以后,奶奶就病着,没有抱过我和堂弟,也没有领我们去外边玩耍。但是,她是喜欢我们的,经常在炕上哄我们玩,从来没有因我们不听话而斥责或者吓唬过我们,当然更没有动手打过我们,哪怕是假装生气做出要打我们的样子都没有过。
      据我母亲说,她嫁到我家十几年,婆媳之间从未生气吵架和抬杠拌嘴的。我的姥姥和姥爷都早已病故,我母亲也把婆婆当亲娘一样。我奶奶知道儿媳是没妈的孩子,也把她当女儿看待,对她和对我姑姑一样,没有什么偏向。1947年二婶嫁过来,奶奶对她也像女儿一样。奶奶在世时,两个儿子在外边上班,家中两房儿媳,两个孙子一起过,婆媳之间,妯娌之间,以及姑嫂之间都没有闹过矛盾,这应该是我奶奶治家有方。
      1950年冬天,国家公布了《婚姻法》(草案),全国掀起了一股离婚潮(注2),我父亲孟庆云从北京给蓟县人民政府寄来了一封和我母亲离婚的信,县政府就判决他们离婚了,因为我母亲拒绝签字并撕毁了离婚书,被关进蓟县看守所(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《父母离异三岁坐监》),这件事对我祖母的精神打击更大。
      我父亲通过书信与我母亲离婚,把奶奶气的病情加重了,在家里一边哭一边大骂我父亲。我母亲从看守所回来后,奶奶对我母亲说:“他不要你这个媳妇,我就不要他这个儿子了。这里就是你的家,哪也不要去,咱们继续过日子。”我母亲已经父母双亡,娘家只有兄嫂,当然也无法回娘家。而且婆媳之间和睦相处十多年,感情深厚。所以,虽然在法律上与我父亲离了婚,但是在家庭生活上还是一如既往,与奶奶、叔叔、婶婶一起生活,我母亲还像以前一样以儿媳的身份伺候我奶奶,经常来我家的亲戚——我姑奶奶家、姨奶奶家、舅奶奶家的人,还是像对待父亲的正室夫人一样对待我母亲。而我父亲因为受到我奶奶托人写信责备,一直不敢回家,直到1952年春天我奶奶离开人世,母子也未见面。
      奶奶病危时,我母亲、二叔、二婶日夜守候在身边。大概怕我母亲伤心,奶奶至死也未提我父亲一个字。为奶奶发丧出殡时,是我打的“招魂幡”,因为我是孟家长子屋的长孙。当时由我舅舅抱着我一直走在送葬队伍的前边,把我奶奶送到了墓地。
      我奶奶过世后又过了一段时间,到了夏天我父亲孟庆云才从北京回来,到坟地去祭拜了自己的母亲。据说我奶奶病危时,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父亲接到了书信,可是当时国家正搞肃反和审干运动,他因为在日伪时期被强征当伪军(日本投降前夕,伪县长李吾阶强令18——25岁的青年,除独生子以外,一律到警备队当兵。我父亲正在范围内,就被迫去警备队当兵,驻守邦均据点,后被八路军打散逃回家里)的历史问题,受到审查,不准请假回家。直到运动结束问题有了结论,把他从公安部门调到国营企业当干部,这才请假回来到坟地去祭拜母亲。此时已是夏季,他是穿着单衣回来的,
我父亲回来那次,我印象很深,我母亲为躲避我父亲自己回了娘家。我二婶先领着我和堂弟孟繁荣到外面去玩,然后回到家里,看见我家东屋——也就是我和母亲住的那屋的椅子上,坐着一个上身穿浅蓝色(俗称“刚月儿”色)衬衣,下身穿深灰色制服裤子,而且把衬衣的下摆系在裤腰里面(国家干部的装束,工人农民当时没有这种打扮)的年轻人,正在捂着脸痛哭。看到我们娘仨进来,他才不哭了。这是我“记事”(有记忆)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,二婶让我管这个陌生人叫“爸爸”,让堂弟喊“大爷”(大伯)我俩还很认生,不敢说话。之后,父亲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点心让我和堂弟吃,我们才对这个“爸爸”和“大爷”(大伯)有了好感。这次我父亲在家里呆了两三天,曾带着我去给奶奶上坟,夜里我是和父亲一起住的,他回北京后我母亲才回来。
      我奶奶与我爷爷合葬在一起,那块地名叫“何家坟”,位置在城外西北面去下营官道的路西,也就是现在津围公路三八水库路段的西侧,西北隅农贸市场的北面。过去那里地势较高,与三八水库大坝高度差不多,分成许多小块土地,其中我家那块地有一亩多,只能种大田(春种秋收的庄稼)。不能种小麦,这块地里只有我爷和我奶奶的一座坟头。解放初期,正赶上破除封建迷信活动的宣传,城里的年轻人把上坟烧纸看做迷信活动予以否定,我二爷和叔叔们也没有上坟烧纸的习惯。每年清明节都是我姑姑从十公里外乡下(仓上屯)婆家包来素馅饺子,带些烧纸给我奶奶上坟,还让我和堂弟跟着去坟地,我姑姑唱着哭(农村妇女哭丧的曲调),我们小哥俩看着就觉得好笑。有时刮来一阵风,把几张烧纸刮跑了,姑姑就让我俩去追上捡回来,说是不让过路的“野鬼”把“钱”抢走。烧完纸把摆在坟前上供的饺子让我们小哥俩吃了,说是“心到神知上供人吃”。后来我们哥俩上学了,清明节也不放假,就不再跟着姑姑去给奶奶上坟了。后来的清明节我姑姑来上坟,就叫未上学的堂妹孟凡如、孟凡珍跟着上坟。1959年清明节时全民吃食堂,没有上坟的贡品了,加上我二叔还说她是“老迷信”,我姑姑也就不来给我奶奶上坟了。1961年集体食堂解散后,我姑姑每年清明节还是要到城里来给我奶奶上坟,这时她就让没有上学的侄子侄女孟凡珍、孟凡林跟着去坟地。到1966年文革中搞破四旧运动,大家都不讲究上坟烧纸了,我姑姑也就不来上坟了。 
      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,何家坟这块地划给西北隅,我们家也没人到哪里去干活了,1958年后,我奶奶的坟前虽然有我姑姑来烧纸,但坟头无人每年添坟上土,肯定是越来越小了。再后来这块地为水泥厂供土(把黄粘土捣碎晒干,与山上开采的石灰石碎块、炼钢厂的费水渣混合在一起制造成水泥),成为西北隅村向水泥厂的“卖土”场地,逐渐挖平了,我爷爷和奶奶的糟朽棺木及骨殖被人们挖出后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。经过多年卖土,这块高地变成了平地,现在这里已经是一片建筑,阴宅变成阳宅了。
      虽然在奶奶病逝时我只有五虚岁,还不懂得要大哭大号,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对奶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参加工作以后,为了表达对奶奶的怀念,我就在每年的春节时去看望我的大姨奶奶(我奶奶的姐姐,官庄乡营房村农民,活到92岁)和三姨奶奶(我奶奶的妹妹,李明庄乡卢新庄村农民,活到83岁),一直到二位老人仙逝。

      注1:1948年7月,国民党部队对冀东解放区开展“大扫荡”,当时,冀东地区的解放军大多奉命出关转战东北,留在冀东的解放军部队集中兵力,对国民党军队开展运动战。为了保存实力,得到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消息后,各县城的共产党的政府就转移撤走了。这次是国民党孙殿英的部队又占领了蓟县城,他们在蓟县城里只呆了二十八天,又撤走了。这次被称为“顽军二次进攻”。这一个来月里,国民党军队除了抓兵筹集粮饷外,也没做什么大事,既没有建立国民党的县政府,也没筹建城关镇的镇政府和各村的领导班子。到年底开展平津战役时,蓟县就彻底解放了。
      注2:旧中国的法律中没有婚姻登记制度,也允许有条件的男人纳妾。新中国的婚姻法废除一夫多妻(纳妾)的封建婚姻,要求多妻男人只能保留一个配偶,多余的要离婚另嫁他人。同时提倡婚姻自由,对过去父母包办的婚姻,夫妻感情不和的允许离婚。这一下,在外边工作的党政干部中就形成了一股离婚小高潮。客观上看,共产党的党政军干部实行供给制,只管吃穿没有工资,也没有探亲假,许多人只身参加革命,家属还在“敌占区”,长期不能回家与老婆孩子团聚,夫妻之间日益疏远。主观上看那些留在农村的家庭妇女的思想意识,与那些在外面工作的革命干部的思想意识肯定有很大差距。因此,新的婚姻法实施后,许多人都以家里的结发妻子是封建包办婚姻,夫妻之间感情不和为理由,把原来的妻子“休了”。如那时蓟县县委书记王端、县长陈修正都与农村的妻子离婚了,与外边工作的女干部结了婚。听说这种现象很多,名义上是使这些男人摆脱了封建婚姻的枷锁,实际上苦害了那些丈夫外出革命,妻子在家操劳的农村妇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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